[2]行政给付的侵益性还表现在对具体相关人的影响方面。

[21]正如前白宫法律顾问C．BoydenGray所指出的:只要存在监管改革的需要，就存在对类似行政会议的机构的需要。[48]在FCCv．ITTWorldCommunications，Inc．案中，最高法院也引用了行政会议所完成的一份研究。

[50]行政会议还经常回应国会委员会或者委员会工作人员有关各类程序事务的咨询要求。[38]按照现行章程的规定，行政会议设置6个常设委员会:裁决委员会、政府管理委员会、合作治理委员会、司法审查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和规则制定委员会。[32]与行政会议的成员区别在于其只能发言，不能投票。其中第一项建议就是设立行政程序办公室，以便对联邦行政机关的程序进行持续研究。因此，尽管它们也经常从事同样的课题研究，但是无法取代行政会议的作用。

而从我国最近三十年的行政程序法治发展历史来看，1986年10月在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陶希晋先生倡导下成立的专门研究行政立法的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可以说是一个顶层机构的雏形。[73]研究组正式成员有 14 人，主要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实践部门，组长江平，副组长罗豪才、应松年，其余成员为朱维究、姜明安、肖峋、高帆、费宗袆、张耀宗、方彦、张焕光、王向明、皮纯协和郭阳。但不适用此原则的案件对此原则而言只是个反例，意思是说，就该具体案件而言，该原则的重要性比与其相竞争的原则要弱，所以不予适用。

【关键词】原则解释法。因为这个原则可能在该案件中不具有优势，可能有另一个原则比其优越，而会优先适用。他对德沃金原则理论的批判主要是：第一，规则的全有全无的性质要成立，其前提是规则的例外是可以穷尽的，然而因为原则可能形成规则的例外，而且原则的反例无法穷尽，就使得规则的例外也无法穷尽，因此规则无法完全以全有全无的方式来适用。这种做法削弱了公民对各州政府的依附，因而给联邦主义造成不利影响。

[22]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2]该部分材料主要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以下。

因此，当宪法本身出于稳定性考虑而保持不变时，那些变化性的宪法原则就不可能继续以文字形式固定在宪法条文上。德国联邦《基本法》第29条和第118条都规定了联邦政府有权立法以对联邦领土进行重新调整。[12]（三）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德国学者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Alexy）是德沃金原则理论在德国的批判性继承者。[30]由于原则与规则都有缺陷，即规则虽然具有严格拘束性，但在不存在相关规则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法律漏洞，而原则虽然具有开放性，但欠缺安定性。

任何地区都可以通过十分之一有州议会选举权的人同意而对重新调整决定作出更改。[11]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一般原则，就可得知，规则旨在维护那些值得追求的公共目标，从这一意义上看，阐述原则就是将规则加以合理化。这种区别表现在两个原则或两个规则相冲突时的不同处理方式上。于是，联邦宪法法院在通过冲突法则建立了一个可资涵摄的规则后，再通过全面而充分的论证，得出联邦主义原则优先于民主原则的结论，从而驳回了巴登州政府的请求。

【摘要】原则理论在宪法解释实践中已得到运用，但理论上的研究却较为缺乏。由此根据冲突法则，联邦主义原则在更广泛的整体利益这个条件下优先于民主原则，所以民主原则必须退让，其法效果就是第二重组法案合宪，驳回巴登州政府的违宪主张。

如果一个原则经受住了后果主义的考量和所积累的司法经验的考验，那么该原则就应当在判决中占据重要地位，除非有相当充足的政策考虑和新的原则理由出现以动摇它。《基本法》规定，民主不仅要求议会控制政府，而且禁止以任何违宪手段，去消除或破坏选民的选举权。

第二个限制是，此处规则与原则的区别，并不适用于绝对原则，亦即那些无须与其他原则相衡量的原则，绝对原则根据其定义具有绝对效力，所以无须与其他原则相衡量，与其相冲突的其他原则皆应退让，在德国宪法中，人性尊严就属于绝对原则。它要求法官在面临新的案件时实施这些原则以便根据同样的标准使人人处于公平和正义的地位。[14]他将原则定义为理想应然，将规则定义为实际应然，并进一步将原则界定为极佳化诫命。[29]参见戚渊、郑永流、舒国滢、朱庆育：《法律论证与法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页。阿列克西认为，要解决两个原则在同一个案中相冲突时的紧张关系，必须根据冲突法则来判断哪个原则优先、哪个原则必须退让。因此，这两个重组法案完全是按照基本法第29条和第118条规定的授权制定的。

当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的含义不一致时，根据宪法原则的指导和评价功能的要求，应以宪法原则作为宪法解释的参照。法律就是第一性的义务规则和第二性的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的结合。

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29-30页。舒国滢教授写道，假如我们仅在事实维度来思考原则的位序，那么有待通过规范裁剪的事实本身不能作为判断法律原则先后高低的基准，毋宁说事实反过来求助于法律原则作为评价的标准。

[31]因此，无论是规则冲突还是原则冲突说到底都是价值的冲突。这项限制排除了延长州议会任期的权力，因为这类权力仍主要是州的事务。

这就是解决具体个案中相互冲突的原则的冲突法则。第二，德沃金的冲突定理虽可适用于规则冲突，但如果要适用于原则冲突，就必须做某些限制。虽然已有个别学者意识到原则解释法这一问题，但他们缺乏对这种解释方法的深入探讨。规则冲突使得冲突之一方失去效力，而被排除在法秩序之外，因而涉及效力的问题。

但延长任期却对现存州议会发生作用。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缺陷引起了释宪者对这些方法的反思，并将这种反思体现于他们的释宪行动之中，自有其必然的道理。

联邦政府保障各州的宪政秩序与此政治秩序相一致。这样，假使法制统一原则要在个案中优先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除了在内容上要强过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其强度还必须足以排除支持民族区域自治原则的形式原则，否则，即使法制统一原则在内容上强过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也不能无条件地优先于后一原则。

阿列克西认为，当两个原则在同一个案中相冲突时，并没有任何一个原则一定优先于另一原则，两个原则在抽象层次上处于同一位阶，但在具体案件中则是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要解决原则冲突，必须衡量相互竞争的法益，衡量涉及抽象层次同位阶的法益中哪一个在具体案件中强度较高的判断，即需要运用法益衡量来寻找一个优先条件以决定具体案件中相互冲突的两个原则的优先次序，并建立一个可资涵摄的规则。原则与规则的第二个差异是，原则包含一种规则所没有的维度，也就是重要性维度（dimensionofweight）。

根据冲突法则理论，在具体个案中，两个原则经过法益衡量之后可以得出一个具体的规则，此规则可以在该案中用来涵摄案件事实以得出法律效果。的确，民主原则并不要求各州议会的任期不得超过四年，或不能因为重要原因而延长。作为联邦的州成员，巴登州并不自主或独立，而是联邦的一部分，其主权在各个不同方面受到联邦秩序的限制。[27]葛洪义：《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比较的研究》，《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页。

某些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本，并表达了超越宪法的法律原理，以至它们也约束宪法的缔造者。当两个原则相冲突时，通过权衡相关原则重要性的强弱，在个案中重要性更强的原则具有优先性，但不会导致在此个案中重要性弱而未被适用的原则无效。

这种延长需要通过特殊立法，而联邦无权通过这类法律。其他次级宪法条款，也能因抵触这些原则无效。

同时，根据基本法的联邦主义原则，民主原则必须做一定的让步，才能使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原则达成调和，故而判决联邦政府关于调整西南三州的重组法案合宪。然而，哈贝马斯严格区分原则和价值，认为前者具有义务论的意义，后者具有价值论的意义，二者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于它们所指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